而催生出来的。

　　反过来，如果没有英国的极致重商主义，那么就不会催生出自由贸易；如果没有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，那么就不会催生出重农主义自然秩序论。

　　大顺也一样。

　　因为大顺对经济管的太少、甚至可以说之前吊毛都不管——这和蒙元对于地方的控制一样，可以认为说，这是项技术活，想管，但是没这能力，也管不明白。

　　但是，论迹的话，就是没管。

　　于是才催生出了浓厚的周礼学复古、荆公新学的复兴、盐铁论的再议。

　　《易·丰》言：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，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。

　　《吕氏春秋》言：全则必缺，极则必反，盈则必亏。

　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

　　国富论，是对英国极端重商主义的物极必反。

　　自然秩序论，是对法国科尔贝尔主义的全则必缺。

　　同样的，大顺这边的周礼学复古、霸道复兴、盐铁论再议，也是对明晚期开始的经济完全放任的盈则必亏。

　　这是大背景。

　　而具体到小环境，那就是废漕改海，导致了传说中沧海桑田的变迁，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出现。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大顺的所谓精英阶层，怎么可能不把问题，往“物流成本”上想？

　　物流成本，是不是大顺继续发展面临的问题？

　　是。

　　那么，物流成本，是不是大顺继续发展、资本主义继续萌芽成长唯一要解决的问题？

　　不是。

　　那为什么实学派里，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，都在盯着这个问题？都试图去解决刘玉说的“穷的去不起、资本不肯去”的问题？

　　因为，这个问题，是在废漕改海后的经济学启蒙运动中，最容易被注意到的问题。

　　没有学问，是一蹴而就的。

　　亚当·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，不也只是提出了“绝对优势”，直到谷物法问题后这个问题无法解释了，才有李嘉图补充发展出来了“相对优势”？

　　大顺这边的经济学启蒙运动，也是一样的。

　　残缺的。

　　片面的。

　　需要补完的。

　　但，社会存在，决定社会意识；经济基础，决定上层建筑。

　　在继续发展、补完之前，大顺终究还是要继续塑造可以发现新问题的经济基础、塑造可以产生新的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。

　　自由贸易的思潮，产生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。

　　并且，是因为国家之间的贸易，存在关税保护、重商主义、国内政策性保护等。

　　所以，可以这么说，自由贸易理论，在大顺，压根不可能自己出现。

　　除非有一天，大顺搞出来贸易逆差了、搞出来关税保护了、搞出来产业扶植了。

　　否则，这东西，在大顺压根不可能出现。

　　反过来，也一样。

　　亚当·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，在1760年，指导了英国经济的运行吗？

　　并没有。

　　相反，他的学说，虽是显学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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