兼得。

　　若是搞赎买、垦荒、均田、永佃，甚至搞类似于俄国那边的农奴解放，这种面向农村的助农的银行，应该都是可行的。

　　但若是搞押租、典押、土地出让经营权，这好像就没用：拿到经营权的假佃农，不会盲目去贷款，也基本不需要；而没钱押租的真佃户贫农，只怕也根本还不起贷款，哪怕给15%的利息这么低，怕也难。

　　刘钰自己心里也清楚，搞什么三十年赎买之类的制度，也就是过过嘴瘾。

　　如果上层制度不能动的话，那么这种银行就毫无意义。真要搞三十年赎买，搞青苗法用处是很大的。

　　大顺延续前朝末年的“永佃”呼声，想要实行，只能依靠政府官僚的力量强制推广。

　　但政府官僚又都是反对永佃的，因为他们是收地租的阶层。

　　如此一来，似乎松江府出现的这种押租制，不需要政府强制，而是地主主动的选择，似乎可行性更高一些。

　　刘钰没有造反，而是在体制内，这就导致他只能带着镣铐跳舞，在一些政策上不得不先考虑统治阶级的利益、以及他们能否接受。

　　是否有办法让这种押租制更快推广呢？是不是可以借用西欧的金融资本承办一个面向中农的银行，贷款给中农，押租给地主，从而让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地主那、再从地主那转移到工商业投资呢，顺便完成押租制的一府推广，加速贫下佃农破产、去做工或者下南洋呢？

　　若说单纯的商业上的考虑，只需要让这个银行的利息，比欧洲金融资本的投资回报期待高即可。这倒挺简单的。

　　可理论上考虑没啥问题的事，往往现实里问题大大的有。

　　谁来负责挑选谁有资格拿贷款？谁来保证地主不会拿到这些低息的贷款去投资，而不是让真正需要贷款的土地经营者拿不到这笔钱？

　　政府放贷款，如何让贷款流向政府想要的方向，这是一个后世都头疼的难题。

　　以此时大顺的基层组织能力，恐怕能把现实世界搞成魔幻世界。

　　想到这，刘钰试探着问那农户道：“若是朝廷办个钱庄，按照每年15的利，放贷给你们。你可愿意贷钱去押租更多的地？”

　　这户主连忙摇头。

　　“大人，俺们小户人家，讲究的是捧多大的碗、吃多大的饭。我勤勤恳恳地干，若是遇到粮价高了，再积攒一些钱，便可以押租更多的地。浑家再做些纺织，平日里再节省下，若得年岁好，也能积攒下几文钱。”

　　“可若贷债，这心里就不踏实。粮价又贱，实不敢贷。”

　　“如今这年月，既怕丰年，又怕灾年啊。丰年粮贱，灾年无收……”

　　“至于说种棉种桑，棉少种些还好，若种多了，如何忙得过来？一旦收棉的时候一场雨，忙不过来，忙活一年就全扔了。种桑，又哪里是二三年能收入的？若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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