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终暂时止住明天子头痛趋势的还是马皇后。
道理也简单，还是等见了罗贯中之后，再尝试捋个清楚明白出来。
而且马皇后的想法很是清晰：
“既有桓侯、唐太宗、唐赵国公、宋太祖等。”
“那想来此屏风之效用，绝非仅有今日。”
“尔后若是再见此物显功用，当多召几人集谋。”
这些话语暂时抚平了朱元璋心中不断冒出的各种疑惑，情不自禁低声开了个玩笑：
“要不是妹子，咱这皇帝都不知要怎么当的。”
于是坤宁宫也气氛也再次轻松起来。
汴梁殿中赵匡胤扭了扭有点酸痛的脖子，低声道：
“这洪武帝不愿回桓侯话便罢了，怎么连咱谢语也不说一句……”
【虽然两宋—尤其是南宋问题很多，使得这一段历史的边患问题很多。
但换个角度看，两宋所处的时代经济也确实发达，学术环境也相对比较宽松。
兼之咱们之前说过的，经过南北朝的儒释道并立、隋唐以儒言文佛老利其简便，到了两宋时期，三教在宽松的学术氛围下最终完成合流，最终诞生了理学。
先有周敦颐以儒为核心，兼杂释道之言著《太极图说》上说宇宙本体下谈封建伦理。
后有二程师从周敦颐，同样学贯儒释道三家，著书立说。
无论是周敦颐还是二程，他们都是活跃于仁宗神宗时代，这个时期北宋的余晖还未散去，发达的经济和宽松的言论环境构成了理学最初生存的土壤。
有说法认为，这一时期的理学高举义利二分法衡量天下，在这個标准下上骂朝廷堕落下骂太学逐利，并以追求真理和道德作为治学的最终意义。
因此这一时期的理学虽然还没登上主流舞台，但其带起的知识批评潮流在民间大兴，这也算是二程的洛学兴起的基础之一。
也是因此，北宋的政治重心和文化重心的分离起于洛阳。
而众所周知的是，天下一乱，实用主义的思潮就必然兴起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“不管黑猫白猫，抓到老鼠就是好猫”就是最典型的实用主义。
宋朝南渡之后，一方面赵构在与理学士人接触之后迅速交恶，并发誓“朕今不用文华之士”，在朝堂上形成了打压理学的风潮。
另一方面拜赵构朝廷的智障操作所赐，民间不满之声日益高涨，拥有知识批评属性的理学迅速在士人阶层当中风行，因而拥有了在民间的知识舆论权力，并构建出了相当可观的社会公共活动空间。
而理学的关键蜕变就在于朱熹。
朱熹本人一方面通过经典，构建了虽然简陋但是在当时已经算得上相当完善的理学道统。
其次朱熹依靠这个理学思想道统划定明确出了学术边界和重心方向，由此推进的理学本身的世俗化。
而最终理学的激烈碰撞就是在鹅湖之会。
1175年，已经颇负理学盛名的朱熹在鹅湖寺与心学大拿陆九渊相会，双方激辩数日，虽然并未达成在理学上“会归于一”的目的，但双方矛盾已经大大缓解。
六年后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书院讲学，双方冰释前嫌，陆九渊留下了自己的讲学稿，朱熹为其题了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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