折银，绵布、苎布折银，府部等衙门禄俸米折银加起来占了一成左右；马草折银占了一成左右；草场草折银、各马房仓麦豆草折银，户口盐钞折银，共占一成左右；各州府改解银占两成左右；各盐运司并各提举司余盐、盐课、盐税等银占了三成左右。

　　接下来便是各大钞关，加起来也占了一成左右。然后是赃罚银占了半成，商税、鱼课、富户、历日、民壮、弓兵，并屯折、改折、月粮等项银，约共半成左右，

　　总的来说，农税、盐税占了大头，商税包括钞关在内，只占了一成稍多。

　　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大魏在开国初期，商贸被金帐南下破坏严重，所以太祖皇帝为了恢复商业，宣布对大部分商业免税。

　　帝谕户部曰：“曩者奸臣聚敛，税及纤悉，朕甚耻焉。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，舟车丝布之类，皆勿税。”

　　一直到武德年间才重新征收商税。征收的商税也很轻，凡商税，三十而取一，过者以违令论。

　　商税是三十税一，农税也是三十税一，可两者无论如何也不能相提并论。

　　商税本身就已经很少，因为商人流动，所以大头收入都在钞关等杂税之中，可偏偏钞关有三不收的说法。如此一来，就导致了普通人经商，不堪重负，而士绅经商，几乎等同于不纳税。任凭多少丝绸、茶叶、瓷器的贸易往来，朝廷是半分钱也拿不到。朝廷无钱，只能将重担全部压在农税上面，最终百姓不堪重负，把土地卖给士绅沦为佃户，士绅的土地也不纳税，朝廷只能继续压迫那些还未卖身为佃户的普通百姓，如此不断循环，终成死局。

　　辽东明显在有意避开这个死局，辽东的商税要比朝廷的商税重上许多，十五税一，只针对一定规模的商户，而小商小贩则仍旧维持了原来的三十税一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秦清整合所有辽东世家，一起经商，此事由秦家牵头，可实际上是以总督府的名义行商，同时赵政的总督府也将部分税收投入其中，成为东家，待到买卖盈利之后，再行分红。如此一来，辽东上下都牵扯其中，自然齐心协力。结果等同是绕过了商税，不再是士绅做买卖朝廷收税，而是朝廷亲自做起了买卖，商税的多少倒是不再那么紧要了。

　　因为此等缘故，对于官吏的要求就变得极高，最起码饱读圣贤书的儒门弟子多半无法胜任，需要部分专业商人，这也是秦家拉着诸多世家亲自下场的原因之一。而这又导致公私不分，很难分出世家和衙门的界限在哪，如今只是三州之地，有秦清和赵政两人把持，尚能勉强不出差错，若是将其推行至整个天下，未必就能不出纰漏。

　　可是话说回来，这已经是十分了不起的改变了。在没有掣肘的情况下，辽东几乎是比照着大魏朝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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