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耗费数千万美元乃至上亿美元，其中一半用在了实验室以外，而杨锐是掏不起这个钱的。

　　他的收益主要来源于捷利康的分红，他的支出主要用于律师费，前者能比后者略多一些，足以杨锐进行一些国内难以进行的实验，比如去铁酮的合成，但在合成之后，任何部分的花钱程度，都不是杨锐所能承担的，更没有能力外包出去，还是外包给捷利康。

　　事实上，后世的许多国内实验室，做的就是来自国外的外包工作，比如动物实验，又比如活性成分的测定等等，繁复而颇有利润，但本质上，与富士康是差不多的形式，都是依靠降低成本而榨取的利润，被降低的成本，通常就是科研汪们，或者导师的学生，又或者刚毕业的小硕士博士们。

　　在制药的漫长产业链上，越是上层所需要的资本就越高，所冒的风险就越大，而所获取的利润就越多。

　　国内的公司和实验室本小力弱，不做外包，也做不了原创药。

　　就是80年代的原创药研发，也不是中国实验室所能承担的。

　　在这方面，杨锐是有求于捷利康的。

　　求人不是舒服的事，但你技不如人，该低头的时候你就得低头。

　　做药品不是做艺术，做艺术的可以鼓吹强项令，可以装委屈，可以愤慨可以愤怒可以理所当然可以不屑一顾。

　　但做药品的，技不如人还不低头，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浪费自己的积累和周围人的信任。

　　这些时间、精力、积累和信任，常常是以十年为单位的。

　　浪费一名乃至于多名研究员精华的十年时间，就为了不低头一次，能做得出这种事情的，只有官僚艺术家和畜生。

　　杨锐并不是其中之一。

　　作为一名制药领域的新手，杨锐的经验少的可怜，不像是撰写论文或者专著那样，杨锐与制药厂的接触，仅止于实验室和生产的部分。

　　如何研发一种药品，这基本脱离了他的教育方向。

　　84年的中国，也没有人懂得这些。

　　国内的制药企业或许懂得如何通过国内的药品审核，但要通过美国、英国、法国这些药品消耗大国的药品监督机构的审核，杨锐必须找捷利康帮助才行。

　　这不仅是为了药物本身的安全，也是为了去铁酮能够达成廉价控制地中海贫血症的目的。

　　合成去铁酮的一种活性物质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，接下来，杨锐还要合成更多的去铁酮活性物质，从而找到最恰当的去铁酮分子，同样的核心分子外带不同的侧链，得到的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药性，更多的还有毒性。

　　而为了完成剩下的部分，所需要的花费可能是数以百万美元的，千万美元的，甚至亿美元的。

　　无论杨锐是否能承担这样的花费，他也没有理由承担。

　　制药企业的职责就是制造药品，不是慈善，更不是施舍，去铁酮必须能够获得超过成本的销售额，才能继续研发和生产线下去，华锐才能继续发展下去。

　　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有国外的患者分担费用。

　　“老黄，你跟着阿诺德和弗兰奇先生，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成果。老魏，我们继续。”杨锐搓搓手，直接用英语道：“去铁酮第五次合成实验，开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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